如果换作是别人,魏启明不是如此刻骨铭心的爱着李非;如果换作上学时期,他没有这许多的顾忌,他早已经破门而去,再不回头的了。这番谈话让他觉得气愤,让他觉得压抑。如同大年初一夜里在同桌家的情形如出一辙。
可他不能再那样做。
他装作轻松的对她笑笑,然后说:“叔叔阿姨,天也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李非在门口拉了一下他的手,想问什么,魏启明说:“我走了,你回去吧,没什么事儿。”
尽管同房间的人早已发出轻微的鼾声,魏启明的眼皮也在打架,可他还是难以睡去。窗外有几棵高大的梧桐树,繁茂的枝叶遮挡了月色。一阵微风吹进窗纱,隐隐的带来一丝凉爽。可以听到附近住家里还有电视的声音,下了夜班的人们按动着车铃,不时传来男男女女欢言笑语。
他在工厂的第一夜,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情复杂。
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爱,经过了许多考验,已经很牢固了。但是现在面临的不是简单的感情纠葛问题,而是关系到一辈子幸福的、他们都无法去操控的关口。过去这道关,当然会天空晴朗,美丽人生。但过不去这道关,结局无法预料。
这不是他的错,也不是李非的错,更不是她父母的错,或者说,没有任何人错了!社会的尺和学习的尺,这两把尺子上的计量刻度,是不一样的。但让他在快要实现目标的时候,如果因为一个工种问题就此失去毕生的幸福,他无法承受。
那他只有努力!可究竟要努力多久呢,她能等待吗?她的父母能允许她一直等待吗?虽然毕业时间不长,他也开始意识到地老天荒的诺言并不能指望。
一个初入社会的青年,就这样在反反复复的自问自答中陷入无穷的焦躁之中。一次次的否定,又一次次的肯定,一会儿雄心万丈,一会儿信心全无。没有人能够给他解答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困扰,没有人能够给他哪怕一点点心灵上的慰籍。
于是在这个异常孤独而充满惶恐的夜晚,魏启明象刚到学校的那天一样,开始思念妈妈。
他的家庭并没有可以夸耀的地方,普普通通的工人阶级。一九七六年,在他五岁的时候,他就和弟弟一起,被父母带着,从黑龙江搬迁到山西的穷乡僻壤之中,在深山老林之中安营扎寨,为祖国铺设经济发展腾飞的铁轨。
他小时候是一个非常淘气的孩子,领着一帮伙伴在山上、河里疯跑,因为妈妈要做临时工,没人看管他,其他人家的孩子也一样。有时为了加夜班,他们就被带到工地上的窝棚里,在寒冷中等着放工的父母。
他家那个单位大部分人家的成员都差不多:一个职工爸爸,拖着从东北带来没有工作的妈妈,还有若干孩子。爸爸们每月的工资只有三、四十块,仅够糊口。有急需用钱的时候,经常是各个人家之间互相借来借去。
妈妈们为了帮补家里,都到工地上去做临时工,和职工一起扛水泥,拖铁轨,挖土方,每月赚个十几二十块。好在工地缺人,总可以找到事情做。很多人家有四、五个孩子,再辛苦工作赚钱也改变不了一穷二白的景况,他家就只有他和弟弟,条件好一点点儿,无非可以不用欠很多债。
在他七岁的时候,妈妈决定让他去上学,以图上班的时候不用再惦记满山乱跑的儿子。他也羡慕别人背着书包去上学,虽然要早早起床,走几公里的山路,但小孩儿在没有上学之前总是对学校充满了向往。
而到了学校的第一天,魏启明死活都不愿意进教室,因为那里的环境不象他平时那样自由自在,大部分都是生面孔,他觉得害怕。后来是一个小朋友拿出小人书才让他破涕为笑,安心开始上学,并在学期考试的时候捧回他的第一张“三好学生”奖状。
在以后的十几年的学生生涯中,魏启明得过的奖状可以随手在他家的破烂堆里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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