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和老师们的办公室在教室旁边的一处高台上，据说这里原来是一座古庙，老旧但挺森严。老师们的办公桌和座椅也是五花八门，校长是最特殊的，坐的是一把汤潮以前没见过的太师椅，铺着很旧的黄色坐垫，不知道是不是原来庙里的。办公室的门前粗大的老槐树上还吊着口大钟，可汤潮在学校期间并没有听到过敲钟声，学生们上下课的指令是靠教导处主任手摇的铜铃来传达的。教导处主任还兼职教汤潮他们美术课和体育课，校长则兼教高年级的算术。
汤潮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了自己的学生生涯。每天到学校还是七八里远的路，要走往返。中间的山路，虽不算非常偏僻，但即使是大白天也看不见几个行人。每天早上上学的时候汤潮会和父母一起出发，过了山路，快到公社所在地再分手。而放学时间比较早，常常需要自己独自一个人往家走。走在没人的山路上，路旁的小树林在风中摇动，不知里面藏着什么，加上风吹过的声响，很有些吓人。山路弯弯，周围是是远近高低的群山。少年的身躯显得格外渺小，无助地向前移动着双腿。好在和房东家的大黄狗混熟了后，经常会在汤潮放学回来时，跑到山路上去接汤潮。如果遇到大雨或大雪天，就没办法上学了。大雨会让家门口路边的小溪漫过沟底的土路，变成湍急的山洪，路上要过的河的河水也会涨很多，漫过平时过河踩的大石块，大人过河也要拄着棍子以免被河水冲倒而发生危险；大雪则可以没过大人的膝盖，小孩子的大腿，如果不小心掉到路边小土沟里，则会没过孩子的脖子，甚至是头顶。
在学校里，除了医疗队为数不多的、年龄相仿的子弟外，当然还会结识新的当地小伙伴。这些朴实的伙伴表达友谊的方式，有可能是书包里几只秋天的果实、一把冬天的炒黄豆、半块煮红薯、一只用火盆烤得黑乎乎的土豆。这些食物对当时的孩子们来说，包括从城里来的汤潮都足够香甜。而这种友情也留在存心里好多年。在放学后玩耍中，汤潮跟着当地的小伙伴们学会了在河里抓鱼、喇蛄，在河边草地里抓田鸡，在山坡上抓蝈蝈，烧蚂蚱、洋辣子、柞蚕或秋天的蚕茧，秋天在地里挖田鼠和豆鼠子（窝里有好多粮食）。伙伴们之间分享着彼此的劳动成果，分享着山乡里淳朴的少年情谊。而这种情谊在多年后，回想起来，仍是令人动情的。除了这些可以在一起玩的男同学，山村的女同学也给汤潮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些女孩儿，放学后可以管着弟弟、妹妹，可以帮父母干活，在课堂上却老实得出奇，很多都不敢回答问题。有个叫“文静”的女同学，回答老师提问时，声音真的很“蚊”静。有一次在操场开大会时，一位女同学因为不敢和老师报告去厕所而尿了裤子。
城里来的这些孩子在同学当中还是很有些威望的，因为他们知道好多当地孩子从未听说过的事情，因为家里的大人，身处江湖之远，仍忧国家的政治大事。汤潮是这些孩子中的佼佼者，可以回答老师的所有问题，从不怕考试，是老师喜欢的好学生，也是当地孩子崇拜的对象。
经过不断努力争取城里各相关部门和当地各方面的支援，加上医疗队全体人员轮流参与各种建筑劳动（包括像采石这样的危险劳动），医疗队成员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好转。用了将近两年时间，医疗队在当地一个叫梨树沟的相对平缓宽阔的山沟里盖起了新医院，并且在旁边依山盖起了八排家属宿舍，结束了医疗队人员家庭散落在各个山沟里农户家的艰苦寂寥的、又极不方便的生活。
医疗队搬进了新盖的医院，队员和家属们搬进了新的家属宿舍，搬家用的当然是队里的两辆军用卡车，各家排着队，身体较强壮的人员充当临时的义务搬运工。
虽然依然还是需要到井沿去挑水，虽然还是要到室外去上厕所，但终于不用住在老百姓家里，有了自己独立的家了，生活上方便了很多，对医疗队的大人小孩都是一件大事。房子是石砌的，水泥瓦盖顶（不是当地瓦房用的那种土窑烧制的青瓦），比寄宿老百姓的草房要高档许多。室内虽然依然是泥土地面，依然是火炕，但炕上糊了漂亮的炕纸，土墙上糊了壁纸，还糊了天棚，而不是像当地老百姓家那样土炕上直接铺着炕席，裸露的土墙，房梁和椽子也都裸露着的棚顶，因此看上去整洁漂亮得多。窗户是玻璃窗，只是单层，但也不是本地多数民房那样上半部分糊的窗户纸，因此室内要明亮得多。供电是使用医院自己的变电所，晚上灯光也变得明亮起来，不再忽明忽暗的。许多人家里两年没有使用的台灯也终于有了用处，个别的还添置了新的台式收音机。厕所是红砖砌的公共厕所，坏天气也不用再顶着雨雪，比百姓家的简陋的露天茅房不知要好多少倍，比学校里的土坯厕所也要好得多。大家搬进家属宿舍的时候，是显得非常喜庆的，这里也立即成为当地除了公社所在地之外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远离城市的医疗队，虽然依然坚持每周的政治学习，还是很大程度上脱离了那场政治风暴，相比原来的医院，这里的气氛平静了许多。家属宿舍的各家面积都是一样的，一灶一房两间，共有五十户，干群一致。这些医护人员，大多是在原单位的政治运动中被运动的对象，被下放的共同的遭遇，也就没有什么造反派、保皇派的争斗，让医疗队的同事间、邻里间关系绝大多数都很融洽，有事都能相互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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