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春来早。
当人们忙于春耕的时候，岔口乡卫生院却迎来了两位不速之客。
两位不速之客是县里经济办案组的调查人员。
他们走进乡卫生院，直接进入了袁小蓉的办公室，表明身份后与袁小蓉进行了一场秘密谈话。
谈话的内容与袁小蓉家的经济收入有关。
根据两位办案人员反馈的情况，目前在袁小蓉家的银行账户上，存款高达二十几万元。
二十几万元啊，这样的一笔超级巨款，在当时的工薪阶层中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如果袁小蓉应对不当，不能解释清楚巨额财产的来源，那么袁小蓉和丈夫杨宁康将会面临审判，搞得不好还要啷当入狱。
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袁小蓉不清楚县里的调查人员到底掌握了多少情况，也不清楚自家银行存折上的钱为什么会被发现，她猜测最大的可能是有人举报。
这种猜测，是基于她家日常的生活水准，远远高于周围邻居的生活开支而得出的。
最近两三年，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多，袁小蓉家的生活标准也“水涨船高”——基本上是餐餐不离“大鱼大肉”，苹果、香蕉等乡下人想都不敢想的水果更是很少断过。
在物资并不丰裕、广大农村还有许多人没有解决温饱的年代，这样的生活谁不眼红？
多想无益，袁小蓉急需解决的是如何答复调查人员，如何挺过当前这一难关……
袁小蓉丈夫杨宁康曾经是名军人，在西藏服役，退役后被安排到县属阳高区一家农具厂做会计，拿的是一份死工资。
袁小蓉自己一直在岔口乡卫生院工作，工资也不算高。
这几年她负责乡里的计划生育，虽说收受了当事人些许“好处”——部分坚决要生二胎或多胎的群众为了逃避“惩罚”，找到袁小蓉的办公室，不管袁小蓉同不同意放下钱财转身就跑。
可单凭这些“好处”，想要在银行账户上堆积起满满的二十几万元，那也是天方夜谈。
面对调查人员的询问，袁小蓉绞尽脑汁想要去编造各种合适的理由。但是面对远远超出正常家庭收入的巨款，任何理由都是苍白无力的。
被“逼上梁山”的袁小蓉急中生智，她告诉调查人员钱是借来的。
“借来的？”两名调查人员继续问道：“向谁借的？”
袁小蓉越想越觉得没法圆场，急切之下突然说道：“向我七哥借来的”。
“七哥？你七哥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
“我七哥叫袁林海，在农村老家。”袁小蓉现在只想摆脱两名调查人员的询问，抽身回家与丈夫杨宁康商量对策。
“农村人也能这么有钱？”调查人员对袁小蓉的回答深表怀疑。
袁小蓉自知言多必失，一口咬定钱是向七哥袁林海借的，其它一概不再回答。
最后调查人员只好让袁小蓉在谈话记录上签字，并表示接下来会抽时间去找袁林海核实情况……
谈话一结束，袁小蓉就匆匆忙忙向领导请了假，搭乘班车回到了阳高区农具厂。
在与丈夫杨宁康商讨了相关事宜后，两人深感“事态重大”。
当天晚上，夫妻二人又连夜赶回了李袁坝。
袁林海在睡梦中被叫醒，知道情况后被震惊到了。
“二十几万元呀，这个谎言怎样才能圆得过来？”
在袁林海的追问下，袁小蓉和杨宁康终于说出了实情：夫妻二人在倒卖国库券。
“国库券”这一概念可能有一部分读者朋友不是十分清楚，此处略作简介——
在新中国的发展历史上，我们曾经是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但随着国内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一九七九和一九零连续两年国家出现巨额财政赤字。
为了发展经济，国家开始向老百姓“借钱”。
于是自一九年起，中国开始发行国库券。
这些发行的国库券，国家要求单位和城乡居民进行购买，按年限付息，同时规定国库券不得当作货币流通、不得自由买卖。
而事实上，由于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足够的金融意识，不愿购买国库券，以致不少国库券是被强行摊派的。有些单位在发工资时，直接把国库券当作工资进行抵扣……
但袁小蓉和杨宁康却从其中看到了商机。
对不愿意手持国库券的同事和朋友，他们以低价买进，再寻找渠道高价卖出，从中赚取差价。
两三年时间下来，夫妻二人嫌得盆满钵满。
然而，国库券不能倒卖，不然可能会以“投机倒把罪”论处……
袁小蓉对自己面临调查人员时的口不择言深感羞愧，她觉得对不起亲爱的七哥。
可是路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袁林海在责备小妹袁小蓉“不走正道”误入歧途的同时，他决心勇敢地承担起“保护”小妹的责任——他必须把“投机倒把”这一项罪名揽到自己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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