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的六月二十八日，王新初终于拿到了让他脱离农村、端上“铁饭碗”的敲门砖——那本红底黄字的大专毕业证书。
这一天，天空湛蓝，大地辽阔，空气都散发出一种牛奶和面包的味道，这座被钢筋和水泥渐渐合围的城市在阳光的照耀下甚至开始弥漫着温暖的气息。仿佛你一抬脚，脚下就有路；一伸手，就能拥抱住明天！
然而，这个被母亲反复叮嘱“只有读书才有出路”的农家子弟，却有三次差点儿辍学回家务农。
新初第一次差点儿辍学，是因为父亲。
在新初刚要读小学五年级的那一年，他的父亲在“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漏网一人”的“严打”中被抓进了监狱。至于是什么原因，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有人说是“严打”中有项运动叫“清理包工头”，新初的父亲王道渠在三江镇承包了两个工程，一百多号农民在工地上打工挣钱，就连农忙时节也不回生产队，严重破坏了集体生产。
有人说是因为赌博，说王道渠之前在三江镇上的清香茶馆打“斗十四”就被派出所抓过，后来几个老板租了渔船到河中间去打。他们自己认为别人看不见，其实整条河中间就他们打牌的那只船还亮着灯光，全镇的人都看见了。后来就有人举报，说王道渠和另外几个“包工头”在河中间打牌搞大赌，数钱都用尺子量。有好几次公安人员坐着渔船慢慢靠近正准备实施抓捕时，王道渠和另外两个“包工头”早已把战场打扫干净，摆上烧腊，喝起了小酒。几个公安人员与他们一阵有些尴尬的盘问后，总是无功而返。其实王道渠并不喝酒，可派出所的人并没有想到这一点，恼羞成怒的派出所所长熊大奎恨得咬牙切齿地说：“你王道渠总有一回会栽到我手头！”
有人说是因为女人，说王道渠收了个女徒弟，明面上是学建筑，暗地里却是搞不正当男女关系——三江镇满街上的人都说，你用脚指拇都可以想得到，世上哪有女娃儿是学搞建筑的？世上有没有，没人知道；但三江镇，除了王道渠有个学建筑的女徒弟，还真没有看到第二个。看到穿着中长大衣、戴着一副假近视眼镜的王道渠与他那位漂亮的女徒弟招摇过市，满街的男人除了羡慕、忌妒，剩下的都是恨，恨得牙痒痒的，说你王道渠一个乡坝头来的，凭啥比老子们街娃儿都有艳福？
“严打 ”一开始，公社分了四个犯罪分子名额。四大四个活人，抓哪个？到哪里去抓？公社几个方面的头头儿都很着急。他们在会上第一次发扬了民主作风，开始了广泛的讨论，结果却是出奇的集中，因为好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王道渠，说我们先不说他前面那三个不论是真是假的传闻，单就凭他家地主分子的成份，前些年还因“反革命走资派”的罪行被判了刑，劳教了十年，虽然后来评了反，在里面待了三年多就回了家，但他毕竟是个劳改犯，就是抓错了，又错得到哪里去？公社党委书记最后高度统一了大家的意见当场拍板。
其实“严打”中三江镇分配的名额最多：全镇五个乡一个乡分四个就是二十个，加上镇所在地是全县第二大场镇，又分了十个，全镇一共就三十个名额。在镇党委召开的公安政法“严打”工作专题会上，派出所熊大奎所长慷慨激昂地作了一个重要发言：“我建议面上的工作要开展，但重点领域重点人物一定不能放过。我个人认为在我们三江镇的重点就是‘包工头’，打牌赌博的是他们，乱搞男女关系的是他们，聚众斗殴的是他们，拖欠钢筋水泥砖瓦等各种材料款的也是他们，欠账不还就是“坑蒙拐骗”，我建议要重点开展清理‘包工头’运动，借这次‘严打’机会，把这些个违法乱纪的‘包工头’一网打尽、斩草除根，还我们三江镇一方安宁，保三江镇老百姓一方平安。”
熊大奎的发言得到了书记、镇长，还有分管政法的常务副镇长、法庭庭长等重要领导的一致赞同。于是，三江镇清理“包工头”运动轰轰烈烈地全面展开，三江镇河边往日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全部停摆。听到风声的王道渠刚跑回老家，才得知河东乡也早已把他列入了重点打击对象，便又开始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
新初是亲眼看到他的父亲被人五花大绑押走的。
那天应该是一个暑假的上午，新初正坐在石梯上看小人书。他先是听到了自己家里那只在坎脚下寻食的“小白”狂吠了几声，然后就听到大姐新鸿急匆匆地从坡上跑了回来，几乎是一种嚎叫：“妈妈，妈妈，外面来了好多民兵哟，肯定是来抓爸爸的。”
正在忙着喂猪食的新初母亲李淑贞一下慌了神：“那啷哎办，早就叫那砍脑壳的跑可他偏就不跑，这下怕是想跑也跑不脱了。”
这时，住在对门那个平时偷鸡摸狗的王跛子从后坡上往下走来。王跛子平时走路一瘸一拐的，只有偷东西被人撵时才一冲一冲地跑得快点，样子很搞笑。这一次，新初却笑不出来。新初母亲急着说：“新初你到阳地坝阳沟那头去瞄人，我和大姐把爸爸转个地方，肯定是那狗日的王跛子告了密！”
不一会儿，十来个民兵便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小白”已不再吠了，院子里死一般地寂静。新初看见大姐双手打颤，心里异常恐惧，他就装作若无其事地看小绘本，这样看起来就没有那样害怕了。
只见那瘦高个斜长脸穿一身黄皮皮的民兵模样的农民，现场的人都喊他张连长，恶狠狠地冲着新初母亲吼叫：“我们是奉公社党委张书记之命，来抓犯罪分子王道渠的，他人就在这个院子里，李淑贞你是老共产党员了，一定要有个政治姿态和觉悟，快点把人交出来，否则罪加一等！”
母亲努力调整着情绪，看似有些漫不经心地回答：“晓得那个死犯人死到哪儿去了，我都好几个月没有见他人影了。”
“看来你是不得说的，你不说，我们就搜！”一行人径直朝牛圈奔去。
“牛圈里没得人！”
“猪圈里也没有！”
“那狗日的肯定又跑了！”
院子里一时乱乱哄哄，吵吵嚷嚷。
“绝对没有跑，肯定是藏在哪里了，湾里我一直盯到起的，去搜他家里，那龟儿子可能从牛圈里挪地方了。”上湾的王腊子急了。
这王腊子大名王道善，出生在腊月，平时爱点拿东拿西的营生，与他的名字就是一对反义词，一点也不善，上下两湾的人从不叫他大名，都叫他王腊子。
新初母亲狠狠地瞪了王腊子一眼：“狗日的没良心的东西，当初我家道渠好的时候，你非得把女儿拜祭给他做干女儿，一想起你和对门跛子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龌龊事，我就打一百个不愿意，还不是我新初母亲看你想儿想疯了，生了妈一窝窝女儿条件差人可怜？你当初买不到化肥，自己托我家道渠买的啊，不就是我家道渠躲运动暂时没去买吗？不就两包化肥钱吗？难道过了这阵子不还你？我家道渠红火的时候，队里家家户户借钱借粮是不是你个没良心的最多？”
王道渠家满屋也搜过了，还是不见人。张连长便拿了一根扁担朝红苕窑里戳，队长王载君从小父母双亡，是个孤儿，跟王道渠在外跑过世面，没少得过好处，动了恻隐之心，连忙说道：“不要用扁担乱戳，万一伤着人不好交差，慢慢找，反正也跑不了。”结果把红苕翻了个遍，还是没人。
紧接着是新初二爸王道顺家，幺爸王道庆家，堂叔王道平家，就连灶屋里的石水缸，堂屋门前的枯草堆，连同那没有上锁的米柜，盖着筛筛、簸箕的箩篼、箢篼，一一翻了个遍，就是不见人影儿。
张连长似乎觉得没了希望，有些丧气地说道：“又让他龟儿子跑脱了，走，我们回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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