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糊：“由此，各直、省对乡试冒籍者的态度也就由过去的默许变为高度戒备，严防外省人到本地冒籍乡试，朝廷也从维护制度实施和地域平衡的角度予以高度重视。
如宣德七年顺天府乡试因关防不严而致有诈冒，科道官奏请严治提调官府尹李庸、监试官御史梁广成等罪，朱瞻基认为罪不可宥，只念斯事因庸觉察，才姑宥之。
但涉及功名前途，这种事屡禁不止。
冒籍应试一般是发生在科考和乡试中，但到嘉靖时期，科举竞争的日趋激烈，会试中也出现了冒籍现象。
此时是南北分卷，会试冒籍，直接挑战科举‘公平’的底线。
为严格执行考生须在户籍地报考原则，明朝提出明确要求。
首先，禁止官员子侄人等于父兄任职直省参加科举考试。
所以王守仁不得不千里迢迢赶回老家参加考试。
明代任官实行地区回避制度，也即不许官员在户籍所在直、省任官。
早在洪武四年，吏部铨选，南北更调，就已定为常例.
由于任官实行以上地区回避制度，这样就为官员子侄人等于宦所科举造成了便利条件。
如明初着名理学家、阁臣薛瑄户籍本在山西河津县，因其父贞任河南鄢陵县学教谕，瑄补鄢陵学生，遂举河南乡试第一，时永乐十有八年也，明年成进士。
据统计，宣德五年庚戌科共录取进士100名，未在户籍地参加乡试者共15人，而其中有11人是在其父任职直省参加乡试。
这种到父兄任职地入学应试的做法比起单纯的冒籍虽然还有些理由，因其往往是和父兄生活在一起的，但在各直、省乡试定额录取的情况下，这实际上仍是对科举实力较弱省份解额资源的侵夺，自然也引起后者的不满。
故随着科举竞争的日趋激烈，朝廷也开始明令禁止这种行为。
景泰四年二月，从礼科都给事中张轼所言，明廷明令申禁官员子侄人等于宦所冒籍科举。
其次，若考生户籍地发生跨直、省变化，则规定在现籍地报考，具体又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文官子弟获京卫籍可在顺天乡试。
明初对文官实行特恩荫叙，但获荫者数量很少，据统计，自洪武十六年至景泰七十余年间，文官得荫职者仅50余人，其中，得荫京卫武职者仅有4人。
文官子弟承荫京卫籍者，既可参加顺天乡试，也可继续在其原籍地乡试，比一般考生多出一个选择。
景泰后，随着明廷开行捐例的经常化，越来越多的有钱人通过捐纳途径获得京卫职衔。这样其子弟也多有以此冒充京籍而应试京闱者。
万历三十年六月，礼部奏准申明如有上纳锦衣卫等职衔者，子弟不准妄开京籍，以杜塞该冒籍之路。
二是跨直省迁移的卫所举子应在现籍卫所所在直省或指定直省报考应试。
洪武、永乐年间，随着对全国卫所的大规模布局和调整，使得卫所举子一般都有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户籍地，一是当今隶属的卫所，一是此前隶属的州县或卫所，前者是户籍现所在地，后者是户籍原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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